干旱區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形勢與任務

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和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加劇，全球生物多樣性受到嚴重破壞。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發布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估報告（2019）》顯示，絕大多數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指標迅速下降，評估的動植物組別中平均約有25%的物種受到威脅，這意味著大約有100萬種物種已經瀕臨滅絕。同樣令人擔憂的是，當前生物多樣性保護狀況依然不容樂觀。根據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201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次締約方大會確立的20個“愛知目標”僅有6個目標“部分實現”，沒有1個目標“完全實現”，亟需進行轉型變革。

2021年10月在中國昆明召開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第一階段會議，以及2022年12月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召開的第二階段會議，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重振了雄心，凝聚了共識，“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展示了各締約方對加強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的政治承諾。該框架結合了雄心和務實的平衡，設定了一系列目標，包括到2030年轉變人類社會與生物多樣性的關系，以及到2050年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這一框架的制定標志著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進入了新的階段，將為未來直至2030年和更長時間內的工作提供指引。

全球干旱、半干旱區的面積約占陸地總面積的41%，養活了世界34.7%的人口。其中，中亞和非洲是全球干旱區的主要分布區域，也是不發達和欠發達人口的集中分布區，生物多樣性保育和生態環境改善是維持當地居民生計的重要途徑。然而，自上個世紀以來，干旱區生物多樣性日益受到人類活動和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中亞干旱區過去30年里消失了11種魚類、12種哺乳動物和26種鳥類，目前有155種陸地和淡水物種處于易危、瀕危和極危狀態。自1990年起，主要受人類農業活動的影響，咸海水體面積急劇萎縮，導致原來生存于咸海流域的物種有一半以上消失。另外，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2015）報告稱21%的中亞特有物種被認為是受威脅物種，其中11%被列為極度瀕危物種。 

 

1.干旱區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和特殊價值

 

由于特殊的氣候條件和地理區位，干旱區孕育了豐富而特殊的生物多樣性和生物資源，加之獨特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為人類生計和社會福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質保障。干旱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具有重要意義，是實現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

干旱區的生物區系既古老又獨特，在起源、組成和生態特征方面獨具特色，是多種生物區系成分的交匯區。如中亞干旱區巨大隆升的山脈擁有中亞區域75%的維管植物，是全球34個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研究的熱點區域之一。干旱區特殊的氣候背景和自然地理條件造就了多樣的植被和生態系統類型，包括高山墊狀植被、森林、草原、荒漠、濕地等多種類型，具有極高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對改善區域生態環境（以荒漠化防治為核心）和保障人類生計和福祉具有重要意義。

干旱區具有獨特的物種多樣性特征，特有屬和特有種豐富。據不完全統計，世界干旱和半干旱地區至少有20000種具有經濟價值的植物資源。中亞干旱區有維管植物161科1288屬9341種，其中珍稀瀕危維管植物共87科384屬1010種，占維管植物總數的11%；脊椎動物900多種，無脊椎動物超過10萬種，其中昆蟲約占50%。非洲干旱區生物多樣性豐富獨特，以撒哈拉-薩赫勒地區為例，該區域共有維管植物2800余種，其中四分之一是特有種；陸生脊椎動物1147種，列入IUCN紅色名錄的有79種，特有種高達125種。

干旱區具有最為豐富的抗逆種質與基因資源。干旱區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和氣候，孕育了豐富而獨特的對干旱、鹽堿、高溫、低溫和強太陽輻射的逆境適應的物種，同時也擁有眾多作物野生近緣種，典型的包括節節麥、巨葉麥、旱麥草屬、新源假稻、油料作物亞麻、蔥、蒜、韭蔬菜類的野生近緣種約322種；中亞山地分布有眾多果樹“祖先種”，主要包括新疆野蘋果、野核桃、野杏、野櫻桃等野生近緣種70種，是全球果木資源獨一無二的天然基因庫，是人類食物、藥物和工業原料的重要源泉，更是全人類寶貴的物質財富。此外，這些野生近緣種為培育適應氣候變化和極端環境的新品種提供了重要的遺傳資源。

 

2.干旱區生物多樣性面臨諸多挑戰與危機

 

全球干旱區范圍內的多數國家（特別是亞歐大陸內陸和非洲國家）屬于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和民生是其國家發展的首要任務，經濟發展與包括生物多樣性在內的生態環境保護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人類活動加劇加之氣候變化等自然因素疊加對生物多樣性造成了嚴重威脅。當前，干旱區生物多樣性主要面臨著以下挑戰和危機：

（1）人口增長、農業用地和城市化的快速擴張，造成水資源利用透支誘導的干旱生態系統退化和物種消失。最典型的實例是咸海危機，農田擴張和大量引水灌溉導致目前90%以上的湖面消失，咸海已蛻變成為阿拉爾庫姆沙漠，濕地生物多樣性幾乎消失殆盡，給區域生態安全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2）對生物資源的濫采濫挖和過度狩獵、捕撈等人類不合理的利用行為，導致物種種群數量驟減、瀕危甚至滅絕。如過去50年間，中亞準噶爾荒漠建群種梭梭種群減少60%；天山野果林新疆野蘋果種群減少50%；在中亞地區不可持續的開發利用中，藥用植物新疆阿魏（Ferula sinkiangensis）現有種群面積僅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1/20；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由于人類過度狩獵導致的普氏野馬（Przewalski’s horse）野外滅絕，成為中亞地區現代物種喪失的重大事件。

（3）大型工程建設與礦產能源開發造成的棲息地破碎化和生境喪失，導致重要旗艦種種群數量銳減或物種消失。如曾經廣泛分布于中國新疆和中亞廣大區域的里?；ⅲ–aspian tiger），因人類森林砍伐和工程建設的強烈干擾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滅絕。

（4）全球氣候變化和極端氣候事件導致干旱區生物多樣性喪失、建群種數量驟減和一些物種瀕臨滅絕。如在亞歐內陸干旱區，氣候變化和環境壓力是導致賽加羚羊（Saiga antelope）種群數量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5）外來種入侵導致生態系統改變和物種種群退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相比濕潤和半濕潤地區，干旱區生態系統結構簡單、脆弱，生物多樣性受外來種入侵更為嚴重，如中國西北干旱區的外來入侵物種有165種，包括88種植物，57種動物，20種微生物，對當地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造成嚴重影響，僅在新疆每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高達12.49億元。

（6）自然保護地建設政策法規缺失、管理體系不完善，導致生物多樣性保護體系不系統、不全面。目前中亞五國各類保護地總計286個，僅占國土總面積的8%，遠低于發達國家。例如美國的自然保護地占其國土面積的12%，并計劃在2030年擴增到國土面積的30%。

（7）干旱區生物多樣性研究和信息共享嚴重不足，阻礙跨國、跨境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如中亞五國陸地面積為566萬平方公里，而全球生物多樣性信息平臺（GBIF）收錄的有關中亞的標本數據只占到其總數據的0.076%，不足中亞標本館館藏標本量的1.46%，嚴重制約了該區域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有效開展。

 

3.干旱區生物多樣性保育應對與應采取的行動

 

2021年12月16日-17日，由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和“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ANSO）共同主辦的“干旱區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在烏魯木齊（線上+線下）召開。來自中國生態環境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秘書處、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等機構的相關部門負責人及代表，與來自中國、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南非、塞內加爾、毛里塔尼亞、埃塞俄比亞、美國、德國、波蘭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共200多位學者共同研討干旱區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問題和應對，會議討論通過了《保護生物多樣性 共建干旱區生命共同體》宣言（以下簡稱《宣言》）。

為提升“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對干旱區的關注，2022年1月4日，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將《宣言》提交至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秘書處。在CBD支持下，COP15第二階段會議期間啟動了《宣言》中提到的“干旱區生物多樣性保護聯合體（BCAA）”。以此為標志，干旱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在聯合國層面得到了認可和支持，并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作為COP15的主席國，也是落實“愛知目標”最具成效的國家之一，愿聯合相關團體和組織，共同應對干旱區生物多樣性面臨的挑戰和危機，為建設干旱區生命共同體貢獻力量。為此，特提出如下戰略舉措和行動計劃倡議：

3.1 戰略應對包括：

（1）將生物多樣性納入整個政府和社會的主流（mainstream），是解決生物多樣性喪失問題的重要保障。

（2）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壓力并促進可持續利用。

（3）提高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對人類帶來的惠益。

（4）確保干旱生態系統在保護區計劃中得到充分的支持。

（5）制定法律法規，確保在開發或改變干旱土地生態系統之前進行有效的環境影響評估，并防止種植非本土和潛在的入侵物種。

（6）擴大資金渠道，加大中亞干旱區生物多樣性合作投入。

（7）通過參與式規劃、知識管理和能力建設加強履約工作。

3.2 應采取的行動計劃包括：

（1）基于“干旱區生物多樣性保護聯合體”，建立適合于各利益相關方的合作機制，為聯合研究和能力建設提供國際化平臺。

（2）加強干旱區生物多樣性本底調查和信息化工作，建立共享數據庫，納入國際主流信息庫，以期達到全球共享干旱區生物多樣性信息的目的。

（3）發展伙伴關系，解決非洲和亞洲之間干旱區物種貿易的不可持續利用問題。

（4）幫助制定指導方針，防止不可持續的發展和干旱生態系統的改變，并向決策者和其他行動者提供教育，以了解對這些系統進行可持續管理的需要。

（5）建立“干旱區生物種質資源保育與研究中心”，有效保育珍貴生物種質資源，并在遺傳資源挖掘和抗逆新種質培育方面提供更多適應性強的新品種，以適應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產生的脅迫效應。

（6）加強生物多樣性監測和評估，注重跨區域、跨境合作保護，尤其是提高對入侵物種的監控能力；提升自然保護地、國家公園和野生動物/植物園建設和管理能力。

（7）充分挖掘當地居民和社區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利用的傳統知識，促進社區（community）參與式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模式的形成，將生物資源保護和利用有機融合。

（8）采取積極措施，聯合政府機構、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力量，開展干旱區生物多樣性保護知識普及、提高公眾參與意識，尤其是對決策者和政策制定者產生積極影響。

（9）有效利用遙感數據，探索將遙感信息與地面數據收集整合的新模式，實現干旱生態系統跨時空的更有效監測。

（10）建立一個多元網絡，以加強在干旱生態系統中制定有效指標和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的能力。